看一看：王安石变法是怎么被KPI搞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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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67年,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，即宋神宗。

皇帝即位，按例要赏赐群臣，可是很快宰相韩绛就带来一个“百年之积，惟存空簿”的坏消息。神宗把先帝留下的老臣们聚在一起，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：怎样才能既不增税又能增加财政收入？老臣们群策群力，有说“二十年不打仗”的，有说“要对内稳定”的，神宗一听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还说这些道德文章，难怪国家治理不好。

神宗将目光转向群臣中德高望重的司马光。这位老臣不慌不忙地说出六个字：“官人、信赏、必罚”。神宗失望之余，想到一个人，因为当时朝野有这么一种说法：“介甫不起则已，起则太平可立致”。“介甫”就是王安石的字。神宗很快召王安石进京，一场改变帝国命运引发后世无穷争议的变法运动就此拉开帷幕。

王安石本该想到，这场改革初的支持者宋神宗，到了一定阶段，必然会站到他的反面。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解决财政危机，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。变法没几年，各级官员好像变戏法一样的，把钱变进了国库，也出现了汉景帝时钱都堆不下的情况。财政困难解决了，而新法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，还要不要继续支持新法呢？神宗对王安石一会儿任用，一会儿又贬官的，就说明了他的矛盾体现在这场“藏富于民”与“藏富于国”的帝国官员大分裂中。

神宗恐怕要哭笑不得，我就是想多弄俩钱花花，诸位大人何至于此啊。而神宗之后的皇帝也同样如此，没钱想到要变法，有钱又要恢复旧法。新帝亲政想要有新气象，就支持新法，搞砸了，想要安抚天下，就下罪己诏恢复旧法。这恐怕也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重要理由：财政嘛，有时好有时坏，大不了有钱多花点，没钱就省着用，唯有道德是永恒的，怎么能一会儿变法，一会儿又不要变法了呢？皇帝自己钻营投机，还怎么成为官员的楷模？官员个个如狼似虎，还怎么让百姓安分守己？

KPI是个好东西，你考核什么，你一定会得到什么；但KPI又是个坏东西，凡是你不考核的东西，都会成为业绩黑洞。一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总是要变化的，导致KPI也在不停地变化。如果领导人只盯着KPI,必然一天一个想法，员工无所适从，必然会把工作变成“制造数学的游戏”。所以任何KPI考核都必须以稳定的企业价值观为前提。就像失去了道德的统治，必然产生道德风险一样，抽空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企业管理，要么沦为员工“欺骗”公司的工具，要么变成公司压榨员工的制度。